富有的捐款者能够购买政治影响力是理所当然的

政治 2019-06-26 11:17:28 91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案》的规定,个人捐款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捐款金额有上限,除去个人捐款外,候选人还能通过一种叫“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非营利性组织募集资金,本来这种组织募集的资金额度也有上限,但自从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的一次判决后,这种组织募集的资金不再设上限,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那些位于美国上流社会、掌握这个国家绝大多数财富的企业、工会、富豪们就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投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间接影响选举。

  参加202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正在努力拒绝接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这些竞选资金承诺大部分听起来不错,而且肯定比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要好,但这并不一定是防范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购买影响力的严密措施。

  竞选法律中心联邦改革主管布兰登·费舍尔表示:“多年来,两党候选人都公开宣称支持限制资金对政治的影响,但随后又私下利用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竞选资金漏洞,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我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费舍尔表示,每一位竞选总统的人,都发誓要放弃那些往往只提供相对资金较小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但是,拒绝接受他们的捐款,可能并不会对总统候选人造成太大的伤害,而且,拒绝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资金,也不等同于拒绝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

  费舍尔表示:“拒绝接受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承诺很受欢迎,这是一位总统候选人对改革承诺的象征性表达,但这可能不会对他们的筹款造成太大影响。”拒绝联邦说客的支持也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在华盛顿,许多试图影响议员和政策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登记为说客。在竞选活动不违背这一承诺的情况下,有影响力的人仍然可以向候选人捐款。费舍尔举了前副总统乔·拜登,与康卡斯特有线集团的大卫·科恩一起参加筹款活动的例子,科恩负责监管这家电信巨头的游说机构,但他本人并没有登记为说客。

  然而,候选人觉得他们需要做出这些承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真正的改变。我们通过所有的24位总统候选人,并收到了所有24位候选人的回复。每一个回应我们调查的人都表示,他们拒绝接受来自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大多数人还表示,他们拒绝接受化石燃料行业和注册联邦说客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放弃任何形式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部分人拒绝接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谁能笑到最后?比如,两名候选人——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发誓不再参与任何大额筹款活动。

  费舍尔表示:“看起来最有意义的承诺在于,避开闭门的大额资金筹集者和捐款者的特殊优待,富有的捐款者能够对政治和政客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筹款活动。我们认为,在美国选举制度不改革的前提下,富有的捐款者能够购买政治影响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竞选承诺中的漏洞——以及许多总统候选人愿意从精英、富有的捐款者那里寻求捐款——提醒人们,美国竞选资金问题是多么的难以解决,但阵营放弃了某些主要的捐款来源,这仍是一个改革的迹象。

  我们要求每一个总统竞选团队,都提供他们不接受哪些行业,团体和个人的资金捐款的承诺,我们的这次调查有意采取开放式调查方式,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做出了回应。这些承诺一般涵盖四种捐款来源:来自化石燃料行业、来自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自所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来自联邦说客。

  一些竞选团队还将其他实体加入了黑名单,拜登不接受来自“工会、联邦承包商、国家银行或外国公民”的捐款;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也拒绝接受制药行业的捐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埃里克·斯沃韦尔不希望得到“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或烟草行业”的支持;纽约市市长比尔·德·白思豪在回应中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任何与纽约市有业务往来的说客或企业。

  由反气候变化草根组织发起的“不接受化石燃料资金”的官方承诺不言自明,由16名总统候选人联名签署(虽然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他不会接受该行业的支持,但他没有被列为该承诺的共同签署人)。随着气候变化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总统候选人正在尽力避开选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负责的行业。拒绝企业和联邦说客的资金是一个信号,表明总统候选人愿意忽视传统上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利益。当然,现实情况远比这复杂。

  其中一些承诺仍可能随时被放弃,拒绝企业(化石燃料或其他行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并不意味着拒绝接受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的支持,尽管一些竞选团队也承诺拒绝他们的捐款。在华盛顿,有很多人在没有正式注册为说客的情况下,仍在发挥影响力并说服候选人或议员。正如《华盛顿邮报》最近所报道的那样,闭门筹集大额捐款,或许仍是现代美国政治中最具危害性的手段,而大多数总统候选人仍然参与其中。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总统候选人鹤立鸡群:沃伦承诺,她不会参加任何像这样的排他性闭门筹款活动,这是她消除企业对美国政治影响力重要部分。桑德斯也拒绝接受任何大额的私人筹款活动和来自任何捐款者的特殊优待。早在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时,沃伦就表示:“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我将不会接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分钱;我将不会接受联邦说客的任何支票;我将不会接受那些想代表我运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亿万富翁的申请;我将向所有在初选中要求你们投票的总统候选人发出挑战,要求他们做出完全相同的承诺。”

  即使没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承诺也是不完美的,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表示,他不希望获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但一位富有的捐款者,还在公开支持他,而且由于禁止竞选团队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进行协调的规定,从技术上讲,布克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

  正是由于在竞选资金承诺方面的潜在漏洞,费舍尔才没有将拒绝闭门筹款、拒绝大额捐款,列为竞选资金承诺的黄金标准。即使我们要质疑总统候选人,他们参加那些参与者不得不花费数千美元才有资格加入的私人活动,那些参与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及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候选人偏袒他们。费舍尔表示:“只有里面的人才能开一张2800美元的支票,他们有和候选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候选人花大量的时间与捐款者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担忧问题,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会对这些担忧做出回应的人,即使是那些最坚持己见的总统候选人也会受到影响。”

  最近,拜登在一场筹款活动上发表的言论,让其捐款者放心,一旦拜登成功入主白宫,在其总统任期内,对于富人来说,“没有什么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过,他的竞选活动也确实允许媒体报道这些事件。在回应我们调查时,只有沃伦和桑德斯发誓绝不参加此类大额捐款者参加的筹款活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桑德斯举办的一场私人活动的门票只有27美元,这对想要参加此类活动的中产阶级或工薪阶层选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菲舍尔强调,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规避手段太多,“利益交换”型腐败变得非常隐秘,政客和利益集团很难因为为某项具体行动提供具体的资金而被抓现行。但是,捐赠竞选资金仍然可以让大额捐款者获得接触候选人的机会,也不仅仅是常识和轶事证据证明这一点,经验研究表明,一些大额的捐款能够为候选人带来很多支持。

  早在201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研究人员,依据一项引人注目的实验调查,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据报道,一个政治组织试图安排191位国会议员和他们的竞选捐款者举行会议,对于其中一些请求,该组织向议员透露,捐款者向其竞选活动捐款;而对于其他要求,他们隐瞒这一重要信息。

  这是一个真正随机的实验。这就是它所产生的结果,这也是我想要强调的结果:当候选人知道潜在参会者是其政治捐款者时,这些高级政策制定者主动提供帮助的概率,将会提高三到四倍。

  而且,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联系,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企业向影响其业务的国会委员会成员提供的捐款。他们发现,工业界会减少对即将离开某个影响力的委员会的成员的捐款,而是把钱直接捐给即将上任的成员,甚至是反对党的成员。这些研究人员写道:“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企业和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利用捐款来获得即时的访问和支持,这表明,他们至少预计捐款将影响政策的制定。”

  罗斯福研究所运行了他们自己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最初投票赞成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议员行为,然后后来投票削弱了该法案的规定,结构发现,“议员每获得10万美元的捐款,他们就有可能反对的党内立场,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支持率增加了13.9%。”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进行学术上的严谨研究,就能明显看出竞选资金是如何影响政策的。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柯林斯表示,在2017年共和党通过税收法案之前,他的捐款者曾告诉他,要努力阻止这项法案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对他的家乡纽约州造成比大多数州更大的冲击,“或者永远不要再给我打电线、竞选团队的压力,理想与现实的微妙平衡

  自从联合公民组织允许企业和富有的捐款者填写空白支票,来支持他们所选择的竞选活动和候选人以来,人就发誓,他们将尽其所能来检查政治上的金钱交易渠道,参加202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的承诺,表明了他们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但是,竞选资金磨灭壮志,人谴责却不得不依赖于政治行动委员会。

  但是人经常发现这些承诺很难兑现,在之前的选举中,无论是总统大选还是其他选举,在谴责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同时,人不得不继续接受其支持。在为这一妥协进行辩护时,人指责共和党人,指责他们接受大额捐款者的支持时毫无顾忌,的确,为了完成的首要任务,也就是击败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可能并不关心竞选团队的资金来源。他们不想在竞选资金竞赛中落后,据悉,特朗普已经为他2020年的连任竞选团队,筹集了超过1.5亿美元。

  而且,2020年初选领域的激烈竞争,给这些候选人承诺带来了新的实际压力。《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称,前德克萨斯州众议员贝托·奥罗克,曾邀请数量庞大的捐款者参与其独家筹款活动,尽管奥罗克曾发誓不举办任何私人筹款活动。此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奥罗克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纽约州参议员基尔斯滕·吉利布兰德、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埃米·克洛布彻、科罗拉多州众议员迈克尔·班纳特可能会拒绝接受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但最近几周,他们仍在曼哈顿或旧金湾区与捐款者举办闭门筹款活动。

  而且,其中一些总统候选人发现,根本没有足够的基层力量支持来支持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此前,许多候选人都曾举行过几次高募资活动,或干脆避开,试图利用激发基础的民粹主义情绪。他们试图对推动中期选举的网络捐款洪流进行资本对话,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向富有的捐款者示好,这曾是早期总统竞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令人失望的筹款活动之后,由于受到没有明确领跑者的主要拖累,许多总统候选人都将其注意力转向富有的捐款者,这一战略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竞选活动的可行性,但可能影响他们与基层选民联系的能力。

  参加202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很轻率地承诺,你将关闭大额捐款的源头,直到不得不在资金不足的竞选活动和对自己理想的妥协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他们经常陷入的困境:人不想要大额捐款者,但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他们地支持,竞选资金磨灭壮志,人谴责却不得不依赖于政治行动委员会。虽然2020年大选,比过去的选举周期有所改善,但对于许多竞选活动来说,这仍可能成为这个古老故事的又一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