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底给美国经济金融史 留下了什么——读塞巴

经济 2019-03-30 12:43:46 194

  当我应邀为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这本《格林斯潘传》写书评时,尚未看到书,敢在没看到书之前就接下这个活的底气,在于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对货币银行学有浓厚兴趣,之前就拜读过格老的自传《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想来对这个主题不陌生。此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时几个主要人物的传记我也都一一研读过。比如格林斯潘继任者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和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的盖特纳的回忆录《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从不同当事人的角度,全方位解析了2008年美国这次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缘起、发展和走向。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18年,对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上述各方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甚至格林斯潘本人也由于他在位时提出的格林斯潘卖权而备受责难,其维持过长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一度被各种学术观点和媒体舆论指摘为美国次贷危机主要成因之一。所以,我很想看看这本传记会提出些什么新见解。

  当我拿到这本2018年度《金融时报》和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时,立马感觉其分量不一般:作者有种能将权势人物的故事,与对重要机构、重大政策挑战的洞见交织成文,且流畅叙述的技艺,不仅仅为理解格林斯潘作为理论家、政治家以及中央银行家的人生提供了全新视角,更为我们理解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经济发展史提供了精彩描述。不同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对20 世纪中期40余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写,这一次,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保罗·沃尔克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金融时报》前编辑马拉比耗时5年,深入格林斯潘的成长过程,挖掘其个性成因,梳理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详细辨析他在决策时所面临的限制性条件,更提供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在经济政策规划上一次又一次尝试的生动肖像侧写。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沉迷理论的学者,高效精干的技术官僚,当然还有各式各样野心勃勃的政治操盘手们围绕着各种个人的、党派的利益算计,折冲樽俎,纵横捭阖。马拉比用生动细腻的笔法,全面翔实的资料,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时代切面,格林斯潘的职业生涯则成了串起这些事件的主线。

  本书英文原名(The life and times of Alan Greenspan)精准地显示了作者的追求:不仅仅记录格林斯潘的一生,更回溯与之相伴的美国社会所经历的那个年代。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迷茫,70年代的经济滞胀,80年代的去管制,迎来了90年代的金发女郎经济,接着又经历了海湾战争,科技股的泡沫和破灭,“9·11”事件等大事件。从1987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在执掌美联储的任期横跨了6届美国总统,更在步入政坛后为尼克松、卡特及福特三位共和党总统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格林斯潘从小就相信自己会成就一番大事业,因而不断根据局势的变化与发展,调整应对之道。年轻时他信奉金本位制,后来却成了权衡性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倡导者;年轻时他相信自由市场,后来却积极参与对破产机构和遭受危机国家的援助。正如全书开头所引用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很多想法,当时都会觉得它们务必正确,但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发现之前的想法岂止是错误,简直是荒谬。”身处一个动荡的社会,格林斯潘一直在努力在追逐自身梦想的同时,也赶得上时代的变迁。尽管是个有原则的人,但格林斯潘并不固执己见,没有顽固的学究气,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官僚的灵活和圆滑。他更多是通过平衡多方利益而非对抗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在马拉比笔下,格林斯潘是一个矛盾体。在以硕士论文为核心的博士论文中,格林斯潘全面深入讨论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与他实际执行的政策实践却背道而驰。1959年格林斯潘就提出了货币政策会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有可能产生资产泡沫。但在面对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作为美联储的主席,他却选择了无动于衷。格林斯潘甚至有意地隐藏自身之前的学术观点,以至于当《华尔街日报》记者前去纽约大学查阅格林斯潘博士论文时,被告知这本论文“找不到了”。实际上,格林斯潘的这种变与不变,正是反映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以及其他各个阶层对于国民经济运行、金融政策各种影响的认知在不断变化。

  在内心深处,格林斯潘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保守主义者。正如书中描述他用来自嘲的表达:“(如果)保守主义者就是被现实抢劫过的自由主义者,我(格林斯潘)应该是被别的方向抢劫过。”战后美国经济思潮和实践也经历了各种激进与保守的冲击。自从1959年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调控似乎变成了可以变出源源不断兔子的魔法帽子。肯尼迪政府提出的新边疆政策,将就业放在了所有政策目标中的最高优先级,甚至不惜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持续,美国政府赤字似乎已不可控制,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通胀,试图全方位管制工资和价格,自然以失败收场,同时葬送的,还有美国战后主导构建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固然海湾国家对西方的石油禁运是引发上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的直接导火索,但是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播撒于美国经济的结构框架之内,只不过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既然向左转行不通,那就再往右边尝试下,里根政府秉承的供给主义改革,所力推的减税与自由放任并重,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无疑是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宏观政策的“拨乱反正”。但是这也构成了次贷危机之后针对美国政策的最大的批评。也恰恰是因为次贷危机将美国拖入了仅次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21世纪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呼吁国家管制干预金融市场的呼声重新响了起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是总押着相同的韵脚出现。

  如果说格林斯潘的两位前任阿瑟·伯恩斯和保罗·沃尔克都是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核心控制目标的话,那么格林斯潘与其继任者则将资产价格越来越多纳入政策决策的考量。当货币政策遇到资产泡沫,中央银行又将何去何从?2002年我在英国求学的时候,教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的是Michael Wickens教授。他当时还身兼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和保守党的经济顾问。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问他既然资产泡沫破灭,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和成本,那么为什么央行不能提前下手来干预时,Wickens教授脸上露出的诡异笑容。似乎他觉得这个问题太过愚蠢,只是轻轻地挥挥手说,干嘛要搅乱一个美好的聚会?如果每个个体都享受泡沫,那就让事情保持其本来的面目好了。在次贷危机之后,这种观点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普通人有理由愤怒,那些身居高位者,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多权力和工具,为什么面对如此的经济潜在的风险不作为,把听之任之美化成自由市场经济,将这种过分的放任称之为渎职实在是太轻了,简直是对国民的犯罪。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一点,央行行长们,政策决策者们,都是普通人,并不是神仙。把不切合实际的信念甚至信仰寄托在别人身上,正是普通人内心深处对自身责任的最大逃避和卸责。对于越来越复杂的宏观经济体系,越来越多样的金融工具,更加错综复杂的经济变量间的内生关系,只有自大狂才妄想可以用长官意志来掌控一切。

  诚然,从发现资产的财富效应到破解生产率之谜,从批评价格管制到叫板政府支持企业,对经济的深刻洞察力,使格林斯潘被全美国公认为“无所不知的人”。而从打破利率限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到为衍生品松绑,确定货币政策目标和手段,让格林斯潘由边缘区域步入权力的密集地带,并成为塑造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人物。虽然他并未达到同凯恩斯一样的地位,可被称之为国士(statesman),毕竟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足以让他引以为傲的痕迹。